国庆60周年专题：上海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的历史变迁

国庆60周年专题：上海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的历史变迁
编者按：就业是民生之本，保障是民生之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上海人的劳动就业经历了从“统包统配”到“市场就业”、社会保障从“单位全包”到“社会统筹……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海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共同感受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日新月异。

上海人的“饭碗”轨迹：从“统包统配”到“市场就业”

“80后”女生周文静2006年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制造企业工作了两年，最近她如愿以偿跳槽到一家知名文化传播公司。虽然她有点羡慕父辈祖辈由国家安排工作，但对于在一家单位“从一而终”，她更喜欢自由选择的空间。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业就是“饭碗”。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上海人的“饭碗”经历了从“统包统配”到“市场就业”的发展轨迹。
解放初期　政府安置就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城镇劳动力处在普遍失业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抓就业，当时的就业工作以“政府安置就业”为主，通过以工代赈、修旧利废、生产自救、组织回乡等方式帮助失业工人实现就业。经过几年的努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镇普遍失业问题得到逐步解决，就业人员明显增加。

　　1956年以后，就业工作以“统包统配”为主，年满16岁的青年，政府就负责安排就业，当时“低物价、低工资、高就业”的状况，使人民群众普遍拥护这一就业政策。

　　现年82岁的谢镇东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上世纪50年代，他从浙江农村来上海找工作，先是在工厂打打零工，后来在工友的介绍下，来到原南市区劳动局登记，被安排在上海无线电二十九厂当了一名会计。他的妻子王晶明，也在劳动部门的安排下到上海兴业五金厂工作。有了工作就有了一切，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有了政府分配的房子。靠着两人的辛勤劳动，他们养育了三个子女，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统包统配”就业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所有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由国家统一调配和安置。这种就业管理体制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情况的变化，这种就业管理体制的弊端也不断显露出来，因为不管生产和工作是否需要，单位一律接收，造成许多单位人浮于事；而且劳动者不能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合适的工作，单位也不能根据工作的需要选择适当的人员，造成人才浪费；还养成了劳动者就业靠国家的就业观念。

　　文革时期 知青上山下乡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失误，劳动就业工作也走了一段弯路。在这段时期，我国就业规模波动较大、增长缓慢。

　　文革初期，工厂停工停产，学校停学，我国的经济也处于崩溃边缘。在上海，就有200万就业人群，面临没有岗位的严峻形势。为缓解就业问题，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谢镇东和王晶明的长女谢美英，就是百万上海知青的一员。她在1974年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崇明长江农场插队落户，而她的两个弟弟毕业后都被分配到上海工厂里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 “三结合”解决待业

　　由于就业体制的僵化，再加上“文革”造成的经济停滞影响，我国城镇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到七十年代末已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特别是“文革”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量集中返城，给城镇就业带来了极大压力。据统计，仅1978年和1979年这两年中，全国返城的知识青年就达到了650万人以上。

　　在上海，大批上山下乡知青按政策纷纷回城，加上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需要安排，上海又出现了等待就业的状况。1978年全市待业率达2.3%，待业人员10万余名。

　　这个时期，上海根据中央部署，按照“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全国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就业安置工作。当时知青从外地回来，一般都是到父母所在单位顶替岗位。还有的组织起来就业，在全民企业、街道集体企业进行劳动生产。另外一部分自谋职业，从事餐饮业、小区服务性行业、修旧利废等。这些不同的就业方式，极大地解决了当时大量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由于各级政府组织采取措施，到1985年待业率下降为0.2%，全市城镇待业1.2万人。

　　1979年，根据针对知青的就业政策，谢美英的母亲为了能让她的女儿回到了上海市区，办理了提前退休，让女儿顶替自己在兴业五金厂工作，由此解决了谢美英的就业问题。

市场经济时期 实现市场就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旧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冗员问题日益突出，效率低下、市场竞争能力弱等弊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普遍选择。

　　进入90年代，上海各业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用工制度，企业内部下岗待工的人员增多。据市劳动部门统计，1990～1993年，全市下岗待工共32.9万人次。为解决这些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本市开展再就业工程，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推进“4050”工程，妥善分流安置因国企国资改革产生的近百万下岗职工，推进劳动力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市场化的就业机制开始形成。

　　谢美英的爱人，周建强，与新中国同龄，是新中国发展6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国企下岗职工中的一员。他初中毕业后，被原南市区劳动局分配到上海一家机器厂工作。40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他为自己捧上了国营企业的“铁饭碗”高兴不已，“那时候进了国营企业也就是保证了，你只要不犯错误，这个单位存在，终身保障就没问题，就连找对象都有优势。”他清楚地记得，报到那天，先到人民广场集合，家人叫了一辆三轮车把他和生活物品送了过去。在人民广场，班车将这一批年轻人送到了工厂。周建强在工厂工作了整整35年。到了1999年，因为工厂经济效益不好，面临改革，要减员，很多职工都下岗了，他也不例外，与工厂办理了协保，两年时间内每月领取300多元的生活补贴。随后，他作为大龄协保人员，进入了市场就业，做过食品公司送货员、饭店洗碗工等，后来帮亲戚打理生意。2004年，他光荣退休，开始领取养老金。刚开始每月有1400多元，之后每年政府增加养老金，现在每月能拿到1800多元。他笑着说：“家里生活越来越好，吃穿不愁，每年还能带着老婆、孩子去外地旅游一次。”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上海进行了就业制度、招工制度和用工制度三项改革。上海在这一新时期就业方针是“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单位有了招工自主权，就业模式从劳动局分配变成个人和企业双向选择，本质上是从计划管理向市场调节转变。
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王浩维是上海最早实行双向选择的一批大学毕业生。他回忆，从他们那届开始，学校不再统一包分配，但会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找工作以“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为主。他班里的同学有一部分学校推荐，还有一部分自己找工作。而王浩维是通过亲戚介绍，进入了上海一家动力机厂工作。他曾在车间工作过，还干过仓库管理、计算机数据编程等，但因为工作缺乏挑战性、工作量日益减少而选择辞职。之后，他通过招聘会、朋友介绍工作等方式实现市场就业，先后在华通电器研究所等多家公司工作过。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工作选择上有了主动性和自由度，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行业发展等因素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觉得工作不合适可以跳槽，而不像上一代人那样不管工作是否合适，就在一个工作单位‘绑定’一辈子。”

　　周建强和谢美英的女儿周文静感慨地告诉记者：“从父母过去工作的统包统配，到我现在的自主择业，体现了这些年国家就业工作的发展和进步。我赶上了市场就业的好时代，适合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去尝试。”

　　在黄浦区劳动保障部门当了30年公务员的徐四宝对上海就业方式的变化深有体会，他说：“这些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者按：就业是民生之本，保障是民生之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上海人的劳动就业经历了从“统包统配”到“市场就业”、社会保障从“单位全包”到“社会统筹……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海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共同感受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日新月异。 　　上海人的“饭碗”轨迹：从“统包统配”到“市场就业” 　　“80后”女生周文静2006年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制造企业工作了两年，最近她如愿以偿跳槽到一家知名文化传播公司。虽然她有点羡慕父辈祖辈由国家安排工作，但对于在一家单位“从一而终”，她更喜欢自由选择的空间。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业就是“饭碗”。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上海人的“饭碗”经历了从“统包统配”到“市场就业”的发展轨迹。 上世纪50年代，从徐家汇到打浦桥的肇家浜，原来是一条臭水浜，经1000余失业工人用1年多时间把臭水浜填平改造。　　解放初期　政府安置就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城镇劳动力处在普遍失业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抓就业，当时的就业工作以“政府安置就业”为主，通过以工代赈、修旧利废、生产自救、组织回乡等方式帮助失业工人实现就业。经过几年的努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镇普遍失业问题得到逐步解决，就业人员明显增加。　　1956年以后，就业工作以“统包统配”为主，年满16岁的青年，政府就负责安排就业，当时“低物价、低工资、高就业”的状况，使人民群众普遍拥护这一就业政策。　　现年82岁的谢镇东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上世纪50年代，他从浙江农村来上海找工作，先是在工厂打打零工，后来在工友的介绍下，来到原南市区劳动局登记，被安排在上海无线电二十九厂当了一名会计。他的妻子王晶明，也在劳动部门的安排下到上海兴业五金厂工作。有了工作就有了一切，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有了政府分配的房子。靠着两人的辛勤劳动，他们养育了三个子女，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统包统配”就业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所有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由国家统一调配和安置。这种就业管理体制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情况的变化，这种就业管理体制的弊端也不断显露出来，因为不管生产和工作是否需要，单位一律接收，造成许多单位人浮于事；而且劳动者不能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合适的工作，单位也不能根据工作的需要选择适当的人员，造成人才浪费；还养成了劳动者就业靠国家的就业观念。　　文革时期 知青上山下乡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失误，劳动就业工作也走了一段弯路。在这段时期，我国就业规模波动较大、增长缓慢。　　文革初期，工厂停工停产，学校停学，我国的经济也处于崩溃边缘。在上海，就有200万就业人群，面临没有岗位的严峻形势。为缓解就业问题，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谢镇东和王晶明的长女谢美英，就是百万上海知青的一员。她在1974年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崇明长江农场插队落户，而她的两个弟弟毕业后都被分配到上海工厂里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 “三结合”解决待业　　由于就业体制的僵化，再加上“文革”造成的经济停滞影响，我国城镇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到七十年代末已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特别是“文革”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量集中返城，给城镇就业带来了极大压力。据统计，仅1978年和1979年这两年中，全国返城的知识青年就达到了650万人以上。　　在上海，大批上山下乡知青按政策纷纷回城，加上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需要安排，上海又出现了等待就业的状况。1978年全市待业率达2.3%，待业人员10万余名。　　这个时期，上海根据中央部署，按照“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全国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就业安置工作。当时知青从外地回来，一般都是到父母所在单位顶替岗位。还有的组织起来就业，在全民企业、街道集体企业进行劳动生产。另外一部分自谋职业，从事餐饮业、小区服务性行业、修旧利废等。这些不同的就业方式，极大地解决了当时大量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由于各级政府组织采取措施，到1985年待业率下降为0.2%，全市城镇待业1.2万人。　　1979年，根据针对知青的就业政策，谢美英的母亲为了能让她的女儿回到了上海市区，办理了提前退休，让女儿顶替自己在兴业五金厂工作，由此解决了谢美英的就业问题。 1996年，上海纺织、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成立大会场景　　市场经济时期 实现市场就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旧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冗员问题日益突出，效率低下、市场竞争能力弱等弊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普遍选择。　　进入90年代，上海各业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用工制度，企业内部下岗待工的人员增多。据市劳动部门统计，1990～1993年，全市下岗待工共32.9万人次。为解决这些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本市开展再就业工程，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推进“4050”工程，妥善分流安置因国企国资改革产生的近百万下岗职工，推进劳动力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市场化的就业机制开始形成。　　谢美英的爱人，周建强，与新中国同龄，是新中国发展6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也是国企下岗职工中的一员。他初中毕业后，被原南市区劳动局分配到上海一家机器厂工作。40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他为自己捧上了国营企业的“铁饭碗”高兴不已，“那时候进了国营企业也就是保证了，你只要不犯错误，这个单位存在，终身保障就没问题，就连找对象都有优势。”他清楚地记得，报到那天，先到人民广场集合，家人叫了一辆三轮车把他和生活物品送了过去。在人民广场，班车将这一批年轻人送到了工厂。周建强在工厂工作了整整35年。到了1999年，因为工厂经济效益不好，面临改革，要减员，很多职工都下岗了，他也不例外，与工厂办理了协保，两年时间内每月领取300多元的生活补贴。随后，他作为大龄协保人员，进入了市场就业，做过食品公司送货员、饭店洗碗工等，后来帮亲戚打理生意。2004年，他光荣退休，开始领取养老金。刚开始每月有1400多元，之后每年政府增加养老金，现在每月能拿到1800多元。他笑着说：“家里生活越来越好，吃穿不愁，每年还能带着老婆、孩子去外地旅游一次。”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上海进行了就业制度、招工制度和用工制度三项改革。上海在这一新时期就业方针是“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单位有了招工自主权，就业模式从劳动局分配变成个人和企业双向选择，本质上是从计划管理向市场调节转变。 2009年，民企招聘周活动现场 　　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王浩维是上海最早实行双向选择的一批大学毕业生。他回忆，从他们那届开始，学校不再统一包分配，但会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找工作以“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为主。他班里的同学有一部分学校推荐，还有一部分自己找工作。而王浩维是通过亲戚介绍，进入了上海一家动力机厂工作。他曾在车间工作过，还干过仓库管理、计算机数据编程等，但因为工作缺乏挑战性、工作量日益减少而选择辞职。之后，他通过招聘会、朋友介绍工作等方式实现市场就业，先后在华通电器研究所等多家公司工作过。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工作选择上有了主动性和自由度，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行业发展等因素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觉得工作不合适可以跳槽，而不像上一代人那样不管工作是否合适，就在一个工作单位‘绑定’一辈子。” 　　周建强和谢美英的女儿周文静感慨地告诉记者：“从父母过去工作的统包统配，到我现在的自主择业，体现了这些年国家就业工作的发展和进步。我赶上了市场就业的好时代，适合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去尝试。” 　　在黄浦区劳动保障部门当了30年公务员的徐四宝对上海就业方式的变化深有体会，他说：“这些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为自己创造更多的